北京市最近开放了一个公园，允许在奥运会期间，公民经过申请之后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此举在国内引起广泛好评。奥运会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好东西，我们姑且可以称为“奥运会红包”。这项政策也是其中之一。感谢奥运会吧。

    公民有向社会，向政府或者其他对象表达自己诉求的权利，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宪法也规定了公民的游*行示*威权利，但现实生活中这项权利基本处于闲置状态。它们闲置了那么久，以至于偶尔操练起来显得笨手笨脚，还容易被“打砸抢”分子利用，影响了社会秩序。所以，它的声名不太好，政府不喜欢，老百姓也不待见，落了个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局面。

    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个好东西又只能一步一步来。在社会艰难的转型期间，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就尤为重要。在我看来，权利意识包含：我知道自己有这么个权利，还要晓得如何去合法的使用这个权利。如此可见，发了一把枪（权利）是个问题，如何操练这把枪，则更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假使操练不慎，走火伤了人事小，发枪的人藉此把枪收回去事就大了。

    深圳毗邻香港，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方面，香港都可以当深圳的老师，而且深圳市政府似乎也有类似的举动。早在2005年，深圳市政府就提出“向香港学习、为香港服务”的理念。这样虚怀若谷的姿态值得褒扬。不过，三年过去了，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呢？恐怕老师和学生都要左顾而言他吧。

    学习香港，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小事情入手。比如香港文汇报报道：7月27日，超过千名外籍佣工，上街游*行争取权益，以广东话高呼“撤销外佣税，还我合理工资”，要求政府响应诉求，否则下月17日发动更大规模的游*行请*愿。这里，他们就给我们上了一课生动、活泼的民主课程：当我们的游*行示*威权利还停留在纸上，有赖于“奥运会”之类的国际盛会给我们发红包的时候，他们已经把保障公民表达诉求的权利变成了常态。

    对于游*行示*威，香港人早就不陌生了。他们也习惯了遇到某种困惑的时候走到街上去，吼上两嗓子。在有幸未被屏蔽的香港电视台画面上，我们便会见到这样的场面：一行人打着横幅，喊着口号在街上游*行。警察们神色紧张的在旁边维持秩序，而路人要么往这边瞥两眼，要么全然不顾，自顾自的走开——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香港街头上演，成为了香港人生活中的一部分；香港也并没有因此变成一个充满“打砸抢”的危险城市。

    社会总是充斥着这样那样的矛盾。把这些矛盾堵在火山口里是一种做法，让它们自由自在的宣泄出来也是一种做法。两者孰优孰劣一目了然，无需我饶舌。但深圳市政府是否也持这样的看法，我没有把握。我唯一有把握的是，在文明社会里，保障公民表达诉求的权利应该成为常态，而不是一个挥之即来，呼之即去的“奥运会”红包。这件事情做好了，深圳就会领先其他城市几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