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建国约见的早晨，暖洋洋的太阳刚刚让位给凛冽的寒风，法桐的叶子飘得很高却完全身不由己。对于建国来说，年过半百，再来回忆自己的感情，显然有些不好意思。他憨憨地笑了笑，笑容牵动起眼尾处或深或浅的皱纹，这些见证他50年来所有生活、爱情、婚姻的皱纹。

    两小无猜，顺利走入婚姻

    40多年前的一个大院里，一群孩子热闹非凡，逮蛐蛐、跳大绳、警察抓小偷……保卫、建设和我就是这个队伍中的“铁三角”，同一年出生，同一年上小学、中学，同一年下乡。他们俩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角色，其次还应该有红卫——保卫的妹妹，我后来的妻子。

    在那个只知道玩耍的年代，红卫的身影似乎若隐若现地闪现过，只是具体不到特定的哪件事情上。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小我就知道有保护她的责任，“ 红卫，你是保卫的妹妹，自然也就是我的妹妹，别人欺负你，你尽管吱声！”不知道是红卫没受过欺负，还是她不相信我的实力，反正她从来没跟我告过状。

    再长大一点，我对红卫的记忆就定格在每次在她家做客，她给我们倒水、递水果的一瞬间。

    24岁那年回家过暑假，保卫在我跟前经常欲言又止。我看着就难受，就怂恿他一吐为快。“你看我妹妹咋样？”他话一说出来，别扭的是我了。

    虽然别扭，但我和红卫还是开始鸿雁传书。从那一刻起，这个总是躲在我记忆一角的姑娘终于登上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舞台。

    因为双方父母对我们也了如指掌，所以谈了三年恋爱后，我们顺理成章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姻美满，可祸从天降

    和红卫婚后的生活是平静的、美满的，甚至是令人艳羡的。那时，我一发工资就把钱交给红卫，让她掌握财政大权。但我从来不缺钱，因为她总是时不时地翻翻我的口袋，没钱了就给我塞。

    家里的家电，都是我们婚后攒钱慢慢置办的。因为红卫喜欢音乐，我还借了几千元钱给她买了架钢琴，然后我再去外面给别人代课，一点点地把钱还上。

    红卫做事很麻利，家务活干得有板有眼，从来不让我插手；对待公婆孝顺有加，就像亲生女儿一样；说话直接，快人快语，但很讲道理……

    我们一起畅想着夫妻相互扶持、越过越好的日子，可谁知等待我们的却是一个长达7年之久的冤枉官司。

    1996年，我们单位和别的单位联合成立了一个公司，我任销售部经理。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我被人陷害，随后两次入狱，跟“贪污”的帽子抗争了7年。

    蒙冤被关押，妻子四处奔波

    1996年12月29日，我被提审，三天之后被关进了看守所，这一关就是9个月。其实，我早知道有人在陷害我，但我认为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却根本没有料到黑白是可以被颠倒的。

    在我被关押的日子里，红卫在外面写材料托律师，到处找关系，不停地奔波。我知道她一定哭过，而且不止一次地哭过；我也知道她一定委屈，很委屈。因为以前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她都不会向人低头，可是这9个月里，为了我，她肯定不止一次地跟人低头赔笑，求别人帮忙。但是，红卫来看守所的时候却从来不哭，也没有跟我抱怨过。她相信我，鼓励我，告诉我官司一定能赢。她怕我吃不好，总是带来我最喜欢吃的烧鸡、牛肉。打官司需要很多钱，我不知道她们母女在外面靠什么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