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高皇帝远，谁管得了？”发桥反问道。

    “难道这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不了村民？”我激动起来。

    “法律当然能够管住村民，但是法律管不住一种势力，一种习俗。村民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形成的习俗是谁也管不了的洪水、猛兽。”发桥像是发表在演讲。

    “愚昧，愚昧。”我不停地摇头。

    “愚昧，你说村民愚昧吗？”发桥走到我的跟前质问我。

    “不把法律当回事，难道不算愚昧？”我反问发桥。

    “可是，不把法律当回事的难道仅仅是山寨的村民吗？”发桥转过身，来回走动着，继续他的演讲，“国家的法律规定，公民一律平等。但是，山寨的村民能要求与城里人平等吗？譬如，我们教师，上一样的课，教一样的学生，公办教师每月300多元，而民办教师只有40元。”

    “这完全不一回事。”我申辩道。

    “怎么不是一回事？” 发桥突然激动起来，“这不也是不执行国家法律吗？”

    “这是由于国家太穷的缘故，并不是人为的不执行法律。它与村民因愚昧而置法律于不顾有本质的区别。”我试图说服发桥。

    “那好。我再问你，我们的法律不是规定，公民有ｙou行、集ｈui和结社的自由吗？你敢去ｙou行，敢去成立一个政党吗？这个跟国家太穷没有关系吧？难道那些不让你ｙou行和结社的人也愚昧吗？我看不尽然。他们有的是出于一己私利，有的则是屈服于一种势力、一种习惯。”发桥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大，几个捉迷藏的儿童以为他在与我吵架，都围过来看热闹。我感到无法说服发桥，便不再作声。发桥见一群儿童围过来，就冲他们说：“走，走，玩你们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