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庆与瑞婷

    我的中文名字叫瑞婷，是国庆给我起的。他说在他的眼中，从他第一次看到我起，我就是亭亭玉立的样子。

    其实，在我十几岁时我们就认识了。记得那是在我和父母前往海南度假的飞机上，我们几个人刚好坐在一排。他坐在我父亲身旁，两个人一上飞机就聊了起来。到现在我还很奇怪，究竟是什么让这两个年岁相差很多的人这么快就熟了起来呢？是因为父亲派驻中国多年，很了解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还是因为国庆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很容易沟通呢？

    我父母经常请他来我家做客。慢慢地，我们熟起来，我才知道原来国庆在中国是一个“小童星”。他生长在一个艺术之家，深受歌唱家父亲的熏陶，7岁加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合唱团登台演唱，10岁出版了第一张唱片《周总理来到少年宫》，11岁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少年班，成为该院历史上最年轻的学生。国庆给我听了一段电台录音，一个稚嫩的、甜甜的童声用中文说“小喇叭开始广播啦”，他说上个世纪70年代，他的声音就已经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于是我更加对这个在飞机上“迷住”了我父母的中国男孩刮目相看。以后他一有演出，我不仅亲自前往，还会叫上我的学校同学一起去给他捧场。

    我们的分离和重逢

    年少的我们在一起还没有玩够就要分开了———我的父母被调离中国，我也只好随他们回到了欧洲。我想我们那时只是普通的朋友，所以分别并没有让我特别的难过。

    接下来的许多年里我们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我给他描述我的大学生活，而他会告诉我他又去哪里演出了。有一封信里他提到自己参军了，我感到很吃惊，接下来的信中他告诉我，当兵一直是自己心中的梦想。

    转眼间我离开中国已经十多年了，不知为何，我还会经常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在北京的快乐日子。于是，我写了一封信告诉国庆我十分想念中国，很快他就回了信，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在信中还写了一段中文，问我要是回中国最想见到的是谁？他可能以为我早把中文忘在脑后，可实际上我不仅看得懂，还引用中国大诗人李白的《静夜思》作为回信。我用中文写道：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国庆。

    终于在2000年的暑假，我回到了思念已久的中国。我父母早些时候也被派回中国任职，他们请国庆去机场接我。面对既熟悉又陌生的他，我再一次不知所措。好在国庆很大方地上前给了我一个西方式的拥抱，还说：“你都变成大姑娘了。”我的脸突然红了，小声对他说：“不，我还是小姑娘呢！”

    玫瑰晚餐

    在这个夏天，国庆陪我到北京各处游玩，我尤其喜爱中国的饮食文化，于是“吃饭”成了我们每天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生命中最浪漫的一件事就发生在我们的餐桌上。那天，国庆邀请我去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吃晚饭。记得那家餐厅是在北京最漂亮的长安街上，进到餐厅居然可以看到一段红色的城墙。在服务员的带领下，我们一起走到离红墙最近的一张桌子，但我立刻惊呆了——桌子上用无数红色玫瑰花拼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心形，大到占满了整个桌面！

    我除了笑，开心地笑，几乎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这无数朵玫瑰花，好像我们之间孕育的无数的静静的日子，在这一天突然盛开了。在此之前，我想我们没有谈情说爱，因为我是如此羞怯，我发现自己还是像十几岁时那样，只会在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注视着他，也许这就是我喜欢一个男人的方式。但今晚在玫瑰和红墙包围之中，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我第一次抬起头久久地凝视我从小就注视过的那双黑色的眼睛。

    这次神奇的晚餐之后，我们两个迅速进入“情况”，我发现自己竟是如此地依恋他，我希望每时每刻都能和他在一起。在我眼里他不是什么明星，他首先是我的爱人。但我也很快发现，他并不只属于我。有一次国庆带我去上海陪他录音，说好从两点录到六点然后我们一起去金茂大厦吃晚餐，我从五点就开始化妆并在房间里等他回来，但是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他居然在九点多才回到酒店。我见到他，无数的委屈全都化做眼泪流了下来，我一边哭一边问他为什么失约，我认为他这样做非常不尊重我，可是他很无奈地说，没办法，录音出了些问题，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录下去，直到现在才结束。他不能提前回来，因为这是自己的工作。看着他一脸为难的表情，我哭得更厉害了，我突然觉得做明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他们有时要牺牲掉自己许多个人的东西才能换来在公众面前完美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