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在经历大乱之后，总有一个大治的时期。
秦末汉初时，在经历楚汉相争后，相继而来的是文景之治；隋末唐初时，则有伟大的贞观之治；明末清初的大混乱之后，出现了康乾时代的繁荣。
从1978年到2006年的这一段时期，就是中国一个大治的时期，而深圳，则是这个大治过程中的尖兵。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子过河”，那么深圳就是这样一颗石子，她总是要在过河人面前，才会起到作用的。
于是，深圳这二十年的历史，也集中体现了中国大治的精华。
1978年，中国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漫长的十八天后，会议的精神才传达到了深圳。一是深圳太偏僻；二是通信太落后。此时深圳不过是人口不到3万，GDP仅1.9亿元的边陲小镇。“深圳”的意义，只是深港二地茂密的稻田中，一条深深的但仅二三十米宽的河沟而已。
在深圳成为特区之前，很多人想当然地把“圳”字，念成了“川”字。
1979年，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全市人口35万。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未很快给深圳造成影响，当年就有7万多青壮劳动力拥向深港边境，寻机越过边境，此时深圳总共只有11万劳动力。深圳的青年男女们，非常积极地在水库池塘里苦练游泳技术，然后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或乘船、或泅渡、或掘地道、或翻山越岭、或攀缘在过境车辆的底下，展开充满悲剧色彩的“胜利大逃亡”，目标：香港！
即使在八十年代初期，蛇口工业区已经开始动工的时候，距香港最近的深圳湾海面上，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在退潮的滩涂上，那些僵硬的尸体惊心动魄地树立在淤泥之中，象一根根直立的黑色木桩。由于逃港风潮的兴盛，当时深圳有一个残酷的行业：拉尸行，那支近乎职业的掩埋偷渡者尸体的队伍，有200人之多，他们每掩埋一具尸体的报酬，接近自己十天的收入。
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冒着死亡的危险逃去香港呢？
深圳罗湖有一个罗芳村，人均年收入134元，而仅仅二道铁丝网之隔，对面的香港新界也有一个罗芳村，人均收入为13000元！那个罗芳村的人，都是从这个罗芳村逃过去的！
现在，深圳有1400多万人，在这块创造的天空下，每个人、每平方米土地产出的财富，远远高于中国其它的城市。这里拥有最多的中国名牌，连续二十年进出口总额全国第一，纵观世界历史，能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平地造出这样一座城市，在诸多方面胜过那些千年名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
现在还说不好，中国的这次大治，是承接于较短期的“十年动乱”，还是承接于从鸦片战争开始的那场长期中国大乱。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和深圳的高速发展一样，还远没有看到放缓的迹象，那将是一段更加宏大的历史，也许要再过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看得比较清楚。
每一个城市，都和历史有一个契约。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有些地方辉煌过，然后又沉寂了。每一个人，和成功也有一个心灵的契约。只不过，有些人听从了他内心的召唤，认真完成他的使命，而有些人则没有。
本书所讲述的，就是那些听从内心的召唤，并努力做到最好的人们的故事。但本书的目的，却不是为了制造偶象，因为现在早已不是一个偶象的时代了。每个人都有权去选择自己的偶象，只要他喜欢。每个人也有权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偶象，只要他够努力，再加上正确的选择。至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还是让故事和故事背后人们所作的选择去展示吧。
深圳的未来会怎样，这是谁也难以预料的。但是眼下，人们在这片人生的战场上，撒下一些机会和雄心，然后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创造出一个畅快的城市，收获着异彩纷呈的成功，因此就让我们的故事来展现这块土地吧，尽管它只是深圳一个小小的侧面。
深圳的故事，常常被视为春天的故事。春天，什么是春天呢？一个万物苏醒、萌芽生长的季节。对一个物种来说，它在上一代的生命中作出的点滴创造和进化，都会在春天萌发的新生命中展现出来，春天，就是一个呈现创造的季节。
如果中华文明也是一个古老物种的话，它所积蓄的进化和创造，不也要在春天中绽放出来吗？
春天的故事，不就是创造的故事吗？！
无奈的转业
在经历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1982年10月的中国，是一个平静的秋天。一点预兆也没有，京广铁路上就多了很多运兵的军列，这些军列满载着年轻的军人，从北方隆隆地驶往南方，目的地是广州。
时值中英对香港问题谈判前期，这些由北而南的繁忙军列，触动了香港和海外媒体敏感的神经。一时间，关于解放军大规模军事调动的猜测见诸海外各大报端，一些军事评论家也纷纷在媒体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主流的观点是：中共为配合中英香港问题谈判，派出数万军队进行军事威慑，并将在香港边境中国一侧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对外显示其收复香港的决心，同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以武力收回香港。
猜测是有原因的，就在这年的9月，邓小平对号称“铁女人”
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声明：“香港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
“铁女人”则针锋相对地警告：“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对此，邓小平若无其事地回答：“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难道，邓小平这个可怕的决策已经做出，而这些南下的军列，就是对撒切尔夫人的具体回应吗？
对于外电的种种猜测，中国政府按惯例保持着缄默。军列仍然源源不断地到达广州，所有从闷罐车中下来的军人，不作停留，随即转乘汽车直接赶赴深圳。细心的香港记者发现：解放军的这次军事行动似乎并未刻意对外界保密。从广州到深圳的劣质公路上，巨大的水坑总是将运兵的卡车陷在里面，那些钢铁长龙常常和民用汽车混杂着，密密麻麻地堵在一起，车上的士兵们就默默地，在南方秋天依旧猛烈的阳光下曝晒着。
渐渐地，这些记者看出了一些端倪。这些军人除了携带他们的铺盖，没有带任何的军事装备。随军车而行的，是各种各样的挖掘机、推土机。这些军车的终点是毗邻香港的深圳，那些荒凉的山地和农田之间。也许，纯粹是为了称呼的需要，人们把这些地方取了竹子林、鹅地山塘等不算名字的名字。
这些军队在到达后，马上就地用挖掘机、推土机开始平整土地，并修筑竹棚作为营地。
这不是一支作战部队，香港记者们确定了这一事实后，媒体对这些军人不再感兴趣。毕竟香港人要关心的事太多了，既然这些荒山中的军队不是针对他们而来的，那就不必操心了。
为了兴建新成立的深圳特区，中央军委向深圳派出了二万基建工程兵，共计七个满员团和一个医院。
范胜轩来到深圳的时候，作为一个团职的通信参谋，他是这支工程兵部队中少有的技术军官，自从来到工程兵后，他就被不断地借调到一些生产通讯装备的兵工厂和研究所，墙内开花墙外香，工程兵系统内知道他的人不多，而他的大名，在总参通信兵部却时有耳闻。
当范胜轩所属的部队向他匆匆地发出归队的命令时，已经是大调兵将近一年以后了。由于“文革”时期的混乱，范胜轩从军事通信院校毕业后，被鬼使神差地分配到工程兵部队，从此他就不断被军事通信部门工作借用，当时他正在成都的陆军航空兵基地，协助测试一种新式歼击机的机载通信系统。
深圳指挥部给范胜轩的指令很简单：请速移交工作返深归队。在成都搞科研，对他简直是一种享受，他的团队效率很高，工作多次受到嘉奖，老人、小孩的生活安逸，虽然他们的钱不多，但成都物价便宜，军人的收入在当地还算高，因此范胜轩想在成都长期呆下去。
一个秋日的下午，范胜轩站在了工程兵设在竹子林的指挥部里，这是一个有些儒雅的军人，中等偏高的身材，并不象一个标准军人那样紧绷着，白净的国字脸上一双有神的大眼，常常凝视着某个虚无的地方，在出神地思考着什么，浓密的黑发不驯地直立着，白色的衬衣扎在有点大的军裤里。范胜轩说话的声音总是很大，这倒是显出军人的作派。所谓的指挥部就是一座简陋的铁皮房子。当时人们在地上立几根粗大的铁管，然后用马口铁皮包裹起来，再在铁皮上挖空几块装上窗户，再立一个门，就成了一座房子。为了抵御时常从海边横扫过来的台风，人们还在铁皮墙上交叉焊上几根铁管，算是作为加强筋。
天刚下过雨，所有的窗户都开着，头顶的吊扇在全力转着，但秋后的热气却很难驱除。范胜轩看着指挥部里忙碌的人们，就找到个年青人问一直和他接洽的政治部干事王连富是否在。
“哦，在的，不过他今天去罗湖工地了，您是？”年青人从一大堆报表中抬起头来，瘦瘦的，黑白分明的眼里透出一股精干劲，听到有人问话，他快速回答道。
“我姓范，是指挥部的通信参谋。”范胜轩自我介绍道。
“啊，范参谋，你好你好，王干事交代过你可能会来，我叫刘飞，是宣传部的干事，你的行李在哪里？”，年青人显出了几分热情。
“都在这里了。”范胜轩用手指了指一只旅行袋和一大包捆扎得很好的书。
“嗬，那么多书，我们这里啊，就是没有书，成天忙得要命，也没时间看书。我先带你去住的地方吧，王连富晚上才能回来。”刘飞边讲边提起了那捆书。
出了指挥部，刘飞在前面领着路。黄土筑成的道路上满是泥泞，一脚踩下去就将稀稀的泥浆挤压到一边，空气中有一股雨后的清新，在道路的两旁种着两排矮矮密密的簕杜鹃，在灌木的顶上绽放着一丛丛鲜艳的红花。湛蓝的天空下，没有一丝云彩，一只松雀鹰在高高地飞翔。
宿舍离指挥部并不远，几分钟的功夫就到了。与其说是宿舍，不如说是一排长长的竹棚，整齐地上面绑扎着草垫。范胜轩在竹棚外疑惑地停住了脚步，这就是一个师级机关的招待所？刘飞看出了范胜轩的疑问，他早已习惯了客人的这种疑惑，不在意的笑笑：“这就是我们的‘竹叶宾馆’，你别介意，我们这里条件比较艰苦，慢慢就会好起来的。”
“我不是介意，我只是奇怪，深圳不是特区吗？怎么条件那么艰苦呢？”
“这不奇怪，从清朝起，这里一直是边防前线，所以没有搞什么建设，刚来的时候，这里除了荒山野岭，就是水塘和泥坑，是我们一手一脚地把山坡推平，杂草烧净，才建起了这一排排简易的房子。我们大家编了一首诗，背给你听听：
‘雨停了，天亮堂，
找草垫来加固房，
挖水井，排水塘，
草地晾被晒衣裳，
吃了上餐没下餐，
遍地蚊子和蟑螂，
烂手烂脚全身痒，
早知深圳这样脏，
最伤心的是俺娘。’
如何？还挺押韵吧，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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